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
闻琴瑟之声，则讠季如也斯叹。《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
不形于内是指外在的五种道德行为活动，犹如《中庸》所说的已发状态。[19]《尊德义》，第173页。《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
在《五行》中，作者对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行，而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德之行。而以孔子为宗主的儒家则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把礼乐发展成为学术，从思想的高度加以阐发和承传。……体现出的是当时学人依托经学阐发大义，借经学为政治立论的救世取向。
时代变化带来的其他学说的刺激，使儒学在回应种种挑战时，也不断地生成了自身的新思想。儒、墨兴于邹鲁，法兴于齐、盛于秦，老庄兴于宋楚等等，每一种学说都有了其最初生发的地域特征。其‘赞化育处，耒耜、杼机、舟车、弓矢最要，而西人声、光、化、电之学无不该其中矣。因此，兵不能战，吏不能治，农不能种，工不能修，商不能兴。
……它所想象的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不是等级化的关系，有高有低，而是像月照千湖，每一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靠这样构造一个共同性[5]24-25。因此，站在历史维度来看，儒学的发展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内容上的变化，都处于一种整体性之中。
从今文经学的视角来看，刘古愚的《〈大学〉古义》不仅展现出晚清今文经学的一般特质，即阐发微言大义，融贯中西思想，影射现实政治，回应社会问题。虽然，在当代学术语言体系下，阐明关学【2】洛学这样的儒学形态时使用地域儒学是否恰当，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4]1。但是，德性之涵养之外，儒学仍重格致一说，再以《大学》为例，刘古愚特别发明《大学格物说》，认为：‘格物之说，《中庸》至诚尽性章可谓补传。地方性儒学因其内在化的思维倾向，更注重儒学精神对社会风俗的实际影响。
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刘古愚将百工亦视为士，又将士事仕学互训，扩大了对士阶层的认知，亦扩大了对学的认知。换言之，如果某一地方性的儒学尽管以地区来命名，但其影响却远超越地缘，那我们也很难用人类学意义上的地域性来规定它【1】。但是，就其思考之内容与逻辑而言，无一不出自儒学之传统。
更为难得的是，他在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益处时，也冷静地察觉到了科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问题的局限性，不仅如此，科学也无法解决家国天下等更为复杂的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儒家重学，以往多强调其德性之化。
他在任上集中发展军政，同时也大力推广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1903年，应邀主讲于甘肃兰州大学堂，同年殁于任上。
……自宋横渠张子出，与濂、洛鼎立，独尊礼教，王而农诸儒谓为尼山的传，可驾濂、洛而上。[8]3《中庸》《大学》位列四书之序，自南宋以来，渐成儒家士子研读之经典，而朱子的注解更被视为圭臬。内在化与内卷化有很大的区别，内在化是一种地方对中央，或者说一个特定空间对整体空间的吸收和继承。从先秦直至明清，儒学一直作为一种整体化的学说流派而被人关注。时间线索中的儒学更倾向于哲学史的解释方式，而空间线索中的儒学则更多地注意到了地方性文化与儒学之间的张力，倾向于思想史、社会史的解释方式。若赴纾庙堂之忧，筹定远之策，斯一编也，则公精神之所存，而经世大业出其中。
然夺造化而参赞化也，若无益生人之用则为奇巧淫技，愈神异，吾中国愈可不格。……仕学不分，天下之官府即天下之学舍也……其实各业皆朴者治事，秀者明理，明理即为居庠序，治事即如‘散田野，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8]175-176。
袁晓晶（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来源：《晋阳学刊》2022年第5期 进入专题： 近代儒学 刘古愚 儒家 实学 。[11]4在历代的儒学发展史中，以西北为发源地的儒学流派鲜有表达，但是，就个体而言，西北仍有一批优秀的儒家学者，如东晋时期的郭荷、郭瑨，北魏时期的刘昞等。
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首先，在刘古愚看来，儒学之教之所以未能在富强运动中取得成功，其根源并不在于儒学自身，而在于传统社会政教关系所造成的结构性错误。
各行各业只贪图于小利，而无大志向，所谓富强又如何可能。之所以以格物在于为善去恶，刘古愚的思考显然已有了变革之端倪。西北地区经济相对于南方地区落后不少，对清代进士家族的统计之中，有10位进士的科举大家族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华东六省以及北京、河北地区。[1]29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属性，更使得这种古典空间观得到加强。
刘古愚不仅是西北地区杰出的教育家，而且还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和近代实学、西学等事业。自汉建祁连四郡以后，历代中原王朝都始终重视与西域民族的交通。
由于此时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海内名声大噪，刘古愚也看到了康有为的《强国会序》，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当我们讨论儒学的地方性特征时，所谓洛学、关学、闵学、浙东学派等，便表现出与地方性之间较为紧密的关系，这些学派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亦常被称之为地域儒学。
‘格物者，即物之形以求其性，使归有用也。今日中国之贫弱之祸谁为之？划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
作为一个新的移民点，他们把老家的一切都带到了西域，在严密的组织下，平时务农，教育学习，孝敬父母，有敌人来则全民皆兵，所以这里的儒家典籍和识字课本不仅仅是守边戍卒学习之用，更是他们子女也就是‘边二代和‘军二代童蒙学习之用。西北地区虽然在经济与人文上与中原之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在各省的分布中浙江和山东的地理分布最为均匀，由此可见山东和浙江各地经济、教育、文化等资源分布于发展较为平衡[13]110，而西北地区的进士家族只有一家处于陕西的同州府，而此地位于渭河、洛河和黄河的三河交汇处，是个交通要地，经济和文化等各样交流都会在此聚合[13]110。他认为，举凡天下之物，有益于身、心、家、国、天下者，无不精研其理，实为其事，俾家、国、天下实获其益，则天生物以供人用者，皆得显其用，是为‘格物，是为‘尽物之性。
及读先生《强学会序》，始恍然于中国受病之由，天生先生于今日，正所以哀中国，而予以囘生之方也。换言之，无论历代儒学观念彼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性，儒学都保持了良好的内部完整性
儒家重学，以往多强调其德性之化。因为它也可能脱离一定的传播的限制，而在另一种机缘下就变为普遍化。
也就是说，刘古愚的思考，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儒学内部就有着反思工具理性的资源，儒家学者即使在没有外力的刺激下，即不借助外来的话语体系或思维方式，也可以生发出对现代技术的反思。然夺造化而参赞化也，若无益生人之用则为奇巧淫技，愈神异，吾中国愈可不格。